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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10月，重庆，美军随军记者帕尔默·霍伊特三世与美国驻重庆新闻处文员芭芭拉·斯蒂芬斯在游览山城时，专程前往川剧院体验传统文化。
在观看川剧演出后，两人被邀请至后台。一位川剧女演员向他们展示了川剧标志性的马鞭技法。演员首先演示了“趟马”程式——通过手腕翻转、马鞭抖动模拟马匹奔跑的姿态，强调“鞭随心动，步随身转”的要领。芭芭拉手持红色穗子的马鞭（长约90厘米，竹制藤杆）尝试挥鞭，女演员从旁纠正其动作。
抗战时期重庆实行战时疏建政策，允许商户在街巷搭建临时棚屋。1943年《重庆市饮食业管理规则》规定：街头饮食摊需距自来水井30米以上，炉灶需用砖石砌筑。 照片中的路边厨房多为竹木搭建的席棚灶，前檐挂布帘遮挡风雨，灶台用耐火砖垒砌，上方设铁皮烟囱（避免引发火灾）。据1945年《陪都工商年鉴》统计，重庆主城区有各类路边饮食摊1.2万余家，占餐饮业总数的67%。
餐馆悬挂的腌肉数量直接反映经营状况：小摊贩挂3-5条，中型餐馆挂10-20条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，部分餐馆摘下腌肉，改挂新鲜猪肉，象征苦日子到头，但因物价飞涨，此举仅维持半月即恢复旧态。。正如当时《新民报》的评论所言：在陪都的烟火里，一块咸肉、一勺辣油，就是中国人永不低头的韧性。
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将上海大鑫油漆厂、天津永固油漆厂等内迁重庆，形成西南油漆工业集群。至1945年，重庆油漆产量占国统区70%，主要供应军事装备涂装（如飞机伪装漆）、船舶防腐等。战后军事订单锐减，部分工厂转向民用，催生了油漆一条街。
油漆店多为前店后仓结构：临街铺面宽约3米，木质柜台摆放玻璃样品罐（内盛红、黄、蓝三原色漆），柜台后货架陈列大小铁桶包装的油漆（5加仑装占主流）。店主需兼具调色技术，如为顾客调制胜利黄（比标准黄漆多加10%铬黄颜料），每斤售价法币800元（约合战前银元0.8元）。后仓堆放桐油、松香等原料，墙角置陶缸发酵漆料，空气中弥漫着松节油的刺鼻气味。
1945年11月，国民政府宣布将接收的日伪油漆工厂发还原主，导致本地私营厂面临竞争。国光漆店老板王兴顺在《新蜀报》撰文呼吁：请支持国货，莫让东洋漆重占市场。同时，部分店铺尝试跨界经营，如协和漆店兼售美军剩余防水漆（原用于吉普车身），改称房屋防漏宝，成为早期洋货土卖的典型。
1945年11月的重庆街头，苦力肩扛的木箱印有U.S. ARMY字样及骷髅警示标志，推测装载的是美军剩余弹药或通讯器材（1945年10月《中美租借法案》终止后，大量装备需紧急撤离）。搬运目的地可能是珊瑚坝机场或储奇门码头。
当年在新民报社工作的老报人回忆：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苦力从七星岗往江边搬运美军物资，他们的号子声比报童的叫卖声还早。有次一辆装满罐头的卡车溜坡，多亏苦力们用打杵抵住车轮，才没冲进临江路的茶馆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难民营里，120余万外省难民等待返乡。这些由木板搭建、铺稻草的上下铺，挤满了一家老小，这些上下铺多由粗糙的木板搭建而成，支撑的床腿摇摇晃晃，铺板上的缝隙宽窄不一，时不时还会夹住衣物或是划伤皮肤。床垫不过是薄薄一层稻草，在长时间的使用后，变得稀稀拉拉，难民营里的人们常常需要不时整理，才能勉强维持些许舒适。
自抗战爆发逃难至此后，他们栖身寺庙、棚屋等安置点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.5平方米，每日靠克扣后的赈济粮（成人约750克糙米）掺野菜充饥，部分人靠每日50法币的工赈勉强维生。
国民政府虽颁布《复员计划大纲》，但长江航运被军政物资挤占，黑市“黄鱼票”炒至20万法币（公务员全年俸禄），返乡还需三证齐全。难民变卖物品时遭商人压价（如战前200银元金表仅值40银元购买力），返乡之路艰难重重。
1945年冬，重庆上清寺寓所，国民政府职员夫妇收拾行李准备随政府迁回南京。丈夫往公文包里塞进金条和美元 —— 这是同僚教的 “保值” 办法。妻子摸着衣服内袋的金戒指，那是用陪嫁翡翠换的。
据《国民政府还都档案》记载，1945年11月首批还都公务员仅千余人，多数基层职员因凑不齐路费滞留。交通部虽规定眷属优先，但黑市船票价格达普通职员年薪的2-3倍，形成有权者先飞，有钱者后走，无权无钱者困守的阶层分化。
张恨水在《巴山夜雨》中描写的“还都官员”形象与张家高度吻合：“他们把重庆的雾都装进樟木箱，把陪都的勋章擦得锃亮，却在踏上南京码头时，把‘同甘共苦’的方言丢进了长江。”
抗战期间重庆人口从1936年的33万激增至1945年的125万，住房极度紧张。政府在1939年前突击建造了195万平方米简易工棚，近三分之一市民居住其中。这类工棚多为竹木骨架、茅草屋顶，墙体用竹篾抹灰，与川西农村的土墙草顶房屋有相似性。
照片是一户拥有两个孩子并雇佣两名女佣的家庭。这户人家可能是暂居重庆的外省籍人员，其草房或为临时住所，经济条件应属中上阶层。两名女佣多为来自川东农村的年轻女性。1945年重庆约有10万妇女从事家政服务，她们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，负责做饭、洗衣、照顾孩子等。
1945年重庆普通工人月薪约2000-3000法币，而女佣月工资约500-800法币。一个双职工家庭若月收入达1.5万法币（约合战前30银元），扣除房租（草房月租约2000法币）、食品（占家庭支出60%以上）等，尚可负担佣工费用。这类家庭多为公务员、教师、企业职员或小商人，其生活水平在通胀中虽受冲击，但仍能维持基本体面。
草房通常以原木为框架，竹篾编成双层墙体，中间填充稻草纤维与黄泥，屋顶铺晒干的稻草。这类房屋虽冬暖夏凉，但防火性能差，1940年重庆曾因草房密集引发大火，烧毁房屋1.7万栋。室内地面多为夯土或木地板，采光依赖木格窗，厨房与厕所多为外置简易棚屋。
1945年11月的重庆，裹挟着战时的硝烟与新生的期待，成为千万外省人归乡之路的起点。那些曾在轰炸中颠沛的“下江人”，正带着破碎却坚韧的行囊，在黄包车的颠簸中驶向久别的故乡。
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颁布《复员计划大纲》，规定公务员、教师、学生及抗战家属优先返乡。行政院下设“复员委员会”，宣称将调配200艘轮船、500辆汽车用于运输，但实际执行中，轮船70%运力被军队和官僚资产占据。据《大公报》11月12日报道，朝天门码头每日滞留难民超2万人，而民生公司当日仅开行3艘客轮，每船超载达300%。
1945年11月，上海作为远东难民核心集散地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（UNRRA）在此设立儿童临时休息地，收容战争孤儿与流浪儿2178名，多数来自江浙皖战区，普遍患有营养不良、疥疮等疾病，日均定量配给常因贪污缩水。
难民营多由战前公共设施改造，床位极度拥挤，儿童实行编号管理，身份认同模糊，普遍存在空袭警报后遗症与创伤应激反应，12%陷入木僵状态。战后他们命运迥异：约300人被欧美收养，500人进入本土慈善机构，200名日侨遗孤遭遣返受歧视，留沪者部分沦为少年犯，1946年上海青少年犯罪率较战前升270%。
1944年6月至8月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后期最惨烈的战役之一。中国守军第十军1.7万人面对日军10万兵力，坚守孤城47天，最终弹尽粮绝投降。此役导致衡阳城90%以上建筑被毁，全城化为焦土，农田荒芜，基础设施瘫痪。
战争结束后一年，衡阳仍未恢复。城区遍布残垣断壁，乡村农田因战火和大旱几近绝收，幸存者衣衫褴褛、赤脚行走，儿童失去家庭庇护沦为孤儿。照片中这名14岁孤儿的全部财产仅为一副碗筷和单薄衣物，赤脚站立，衡阳保卫战期间，城内粮食储备被日军轰炸焚毁，战后旱灾加剧饥荒，孤儿群体只能依赖救济或乞讨维生。
